武汉居然下雪了，而且跟北方一样的雪，落到地上能积起来不化的那种。迎着北风在纷飞的雪花中前行，有种熟悉的感觉，像在家一样。周围的人在小心翼翼的走着，只有我大步向前。操场上的雪已经没脚，可以打雪仗了。
自从来到了武汉，好久都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雪了。每年冬天回家的时间很短，也很难赶上下雪。雪的记忆似乎淡忘了，直到在这里看到真正的雪。
小时候，自然而然的认为冬天就是要下雪的，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才明白原来有很多地方是从来不下雪的。第一次认真地看雪是在家里的阳台上，用手接住雪花，在溶化之前分辨它的美丽的形状。那时我还住在黄河南大街1号，第四医院与火车道之间的一栋L型的老楼。现在它已经被粉刷过几次，但仍然掩盖不住岁月的沧桑和我童年美好的往事。
北方的学生是要扫雪的，小学生也不例外。低年级绝想，高年级校外。爷爷给我准备了一把铁锹，上面刻上了我的名字，以及六道行杠，代表了“一道杠，两道杠和三道杠”——小学时区分干部官制的标志。每次雪后，我都拖着跟我差不多高的铁锹，从爷爷家走向绝想校外的雪段。
初中我远离了爷爷家，远离了沈河区，每天骑车在皇姑区的两点之间往返。人长大了，扫雪的任务也更重了。我们的雪段在长江街与昆山中路的十字路口，每场大雪过后路上的雪都被来往的车辆压得实实的。于是我们借来了大锤，男生换着抡，把雪砸开。由于技术不过硬，每次这样扫雪，第二天我回家的时候都会看到修路的工人在那里忙碌。
高中我担任了劳动委员、团支书，看雪段、组织扫雪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雪停就是命令，每次下雪我都很紧张，我家的电话也成了“扫雪热线”。上级随时可能下达紧急集合的命令，而我，则要把命令迅速传达到每一个同学。一旦命令下达，大家就会在堵塞的交通中从沈阳的各个城区向实验中学集合，完成我们的任务。
在白雪皑皑的操场上踢球也是很过瘾的，可以做各种高难度动作，鱼跃冲顶、倒挂金钩、滑铲以及进球后在地上滑行。记得一次雪后的体育课，当大家都在教室里看书、唠嗑，或者在乒乓球室的时候，我一个人抱着个足球来到球门前，在雪地里练习射门。那时足球承载了我全部的梦想。记忆中在雪中踢过两场正式的比赛，一场3：2赢了02届3班，好事多磨；另一场0：3输给了上了12个人的03届3班，我一个人四次把球踢到门柱上。这场球我输掉了比赛，也预示着我将输掉我高中的梦想。
来到武汉就很难见到雪了。前年3月份下了场大雪，第一次特意在拍了张雪景。
知道的最大的雪是去年3月4日沈阳的大雪。那天父亲从单位步行两小时回家；天使姐姐搀扶着她体弱的父亲在雪中蹒跚；220路公交在中山广场突然熄火，再也无法开动。5日，天使姐姐从铁西步行到北站，登上3个小时还没出沈阳市区前往北京的火车。这一天凌晨，沈阳市政府发布全市放假，禁止私家车上道的命令，获得舆论的好评；而鞍山市则出现百万市民步行上班的悲壮景象，令人惋惜。
刚才骑车去做测试，找回了久违的感觉，也发现我雪地作战的能力还并没有因久疏战阵而下降。不知到五年后我春节后车票的目的地是哪个城市，不知道那里会不会有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