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们获取个人经济收入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和渠道。纵观历史，横览世界，如何更好地处理就业问题是每个国家的当政者所必须关注的，无论这个国家有着怎样的社会制度和形态。
本着“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态度，回顾共和国初创时期的就业状况，反思那一时期的所思所为，从中探求应得的经验和教训。
在马尔萨斯看来，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长期的对内对外战争对中国人口数量造成的损耗似乎不及战争对中国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破坏力，即“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时代，伴随着旧政权瓦解的是原有社会经济系统的崩溃、失灵。百废待兴。
另外，毛泽东关于“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的思想激化了就业矛盾，使其迅速成为以新的执政党身份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中共所面临的重大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宏观地看，解决建国初期就业问题的过程蕴涵于中国内地经济体制由市场经济为基础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导转型的过程之中。因此带有浓重的中央集权式的“大包大揽”的色彩。比如对旧人员实行的“包下来”政策，这一政府行为所想达到的目标竟是要“完全解决就业问题”，显而易见，这是单向的主管意愿作祟，严重脱离实际。
另外，政府在将城乡劳动力就业和流动纳入国家计划方面及救济失业工人方面还是有所作为的。客观上，的确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页为维护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可以认为，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看来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纵观整个过渡时期，政府在致力于解决就业问题方面的一些方针政策对未来中长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结构性的负面影响，甚至是惨痛的教训。
较为突出的一点，即1953-1956年期间，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中国政府决定对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实行就地就业，运用多种手段束缚住了广大农村人口涌向城镇的脚步。比如如火如荼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户籍制度的产生和建立等等。从长远来看，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推迟了城市化，迟滞了现代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今突出的三农问题的一大诱因。
另一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对于日益削弱的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场巨大的冲击。市场大规模萧条，部分工商业歇业，使原本严峻的就业问题更雪上加霜，失业人口不降反升。很显然，运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最终是要失效的。
一定程度上，改革开放钱的30年建国史，就是政治运动不断冲击经济建设的过程，导致了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一度倒退，错失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邻邦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却牢牢把握住了时代机遇，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走到了东方巨人的前面。
如今，我们这个民族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好就业问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亿万民众能否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也就成了中共执政水平的重要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