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李敖就是出来喷的，好歹老头喷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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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评价读书人，总是动辄“道德文章”，在这里，所谓“道德”是先于“文章”的；而孔老夫子更是强调“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就是说，做人才是首要的问题，把人“做”好了，再谈别的，也因此才有以人废言的说法。虽然现在不提倡以人废言了，可要是这个人让我瞧着不顺眼，那甭管他写什么，哪怕被人吹得天花乱坠，我可能也懒得搭理。比如说卢梭吧，中学历史课上就提到过他，而我那个时候的教科书还是大肆宣扬革命的，因此老早就知道这位“大思想家”，作为法国革命的先驱，写过一本赫赫有名的《社会契约论》，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可那个时候我还小，也没想要找这本书来读，听别人提起的时候，就跟着人云亦云一番，装出一付神往的样子，好像卢梭真是除马克思之外，最伟大光荣正确的西方思想家。高中毕业以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拿到一本他写的《忏悔录》，立马如饥似渴的读了起来。厚厚的一大本，虽然名为“忏悔”，可从头至尾，我没发现半点忏悔的意思。看完之后，我只记得他好像搞了很多女人，还弄出五个孩子，而这些孩子他不仅一个没认，也一个都没养，于是我就觉得这个家伙真不是东西，一点男人的责任感都没有。应该说，我对卢梭的厌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也越来越多，就愈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发言一定要有所担当，像卢梭那样大声嚷嚷，动不动就冲着别人难道你比我高尚多少的态度，那人类社会岂不乱了套，也难怪伏尔泰会说出斥责他的有关“四脚爬行”的话了。其实，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描述的那些在市场上冲着人群唾沫横飞的知识分子，就是像卢梭这样的人，而真正的文化都是远离市场的。基于这种认识，我对于国内那些但凡能够大声吆喝大肆兜售的书籍，多少都会保持一份警惕，而警惕的结果，就是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对于像《文化苦旅》这样的畅销书，始终都抱着可说是不屑一顾的态度，因此说实话，余秋雨的书，至今为止，我没买过一本，也没看过。我总觉得，更有分量、经过时间检验的书籍多的是，干吗要为一个似乎并不惹我党生气的人浪费时间又浪费钱呢？所以，过去的很多年，我仅仅只是知道有余秋雨这么一个人，至于别的，就不清不楚了。
虽然我并不关心，但余大师的名气却是越来越大，我看着他上了湖南卫视的“千年论坛”，又去凤凰卫视开了个“秋雨时分”，还在CCTV的电视歌手大奖赛上混了个评委，专门冲人家小姑娘挤眉弄眼，这才被迫多看他几眼。不过，那个时候的我对他还说不上讨厌，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能够有一些像他这样的、也甭管是文化的二道乃至三道贩子，多散播一些文化的边角余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大众有大众的需求，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苏格拉底那样成天思考什么才是“善”的生活，因此，偶尔我也会在电视上看看他，听他故作深沉地瞎扯一气，笑一笑，然后换台。这中间虽然也穿插了余杰对他有关“文革余孽”和写作组“石一歌”的指控，以及诸多专门写字的人对他的“吹毛求疵”，但我还只是觉得不过树大招风而已，所谓“文人相轻”，靠写字出名的人总免不了这样那样的口水仗，于是我也就像看戏一样，看完了回家，该干嘛干嘛，照样过自己的日子，天大的事关我屁事，糊涂一点心情才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跟一帮傻逼瞎得瑟个啥呢？我实话实说，当时的我还真是这样想的。
真正注意余秋雨这个人那是到了去年5.12之后，开始是“兆山羡鬼”，然后就有了“秋雨含泪”，直到此时，我才真正看清余秋雨的真面目，不过一个小人而已，连“犬儒”都谈不上。本月19日，这个家伙代表中国人发了一番感慨，自然又招来一连串的口诛笔伐，可直到杀声震天的时候，我才想起去看他的文章。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余秋雨这个人的智商还真不是一般的高，因为在我看来，能够睁着眼睛说瞎话那才是聪明人干的事，而缺心少肺、傻了吧叽的家伙才直来直去呢。像“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这样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的“文章”，竟然出自余大师的手笔，那我只能对那些骂他的人说，他在玩你们呢，你们都被他调戏了。以余大师的文化水平，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在指鹿为马移花接木吗？难道他不清楚自己的文章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吗？我就奇了怪了，说真的，我对余大师的学术水准多少还是有点信心的，不然这些年是怎么混过来的嘛，就是哄不懂事的小姑娘，那也得有点拿得出手的玩意儿，更何况以现在余大师的名气，他难道不清楚自己四面都是念过书的狼吗？所以我只能说，余大师这篇大作，那是刻意为之，说白了就是专门讨骂的，而且是像小沈阳那样把自己整得不男不女阴阳怪气的主动跳出来讨骂。可他为什么要讨骂呢？没办法，美人迟暮了呗，可又不能像真正的美人那样时不时地闹点绯闻，甚至扔几张艳照，于是就只好满嘴喷粪胡说八道了。其实啊，像这种过气的“文化明星”，甭管他说什么，我们只需要笑笑然后走开就可以了；像这种不甘寂寞又不敢直言的软蛋，“狗不理”就是最好的惩罚，越骂他反倒越来劲。没办法，这种人就一个字，“贱”。——说完了。
把自己打扮成戏子，当然并非余大师一人，海峡对岸也有个大师，不过却是我非常尊敬的李敖大师。李大师人聪明，活得也明白，他就曾直接了当的在电视里说过，现在的他就是在表演。因为在他看来，“反对”是一个知识分子理应秉持的立场，他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他就是要成天叽里呱啦地去挑那些政客的毛病，因为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里，人民必须相信，政府是不可信的。所以，李大师就这样从一个战士“蜕变”成了一个戏子；而他“蜕变”的过程，正是台湾向着“开放社会”转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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