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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汉初优秀的战略家和谋士。在汉文帝时期就多次建议削减诸侯封地、加强中央集权，以维护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老谋深算的汉文帝没有直接采纳他的意见，但对他表现出来的战略眼光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请他去做太子的老师。聪敏过人能言善辩的晁错很快征服了太子，被太子府上上下下称为“智囊”。景帝即位后，对晁错言听计从，晁错也做了不少出色的工作。尤其是，晁错利用景帝对自己的宠信，变本加厉地鼓吹“削藩”，在升为副丞相兼中央纪检委书记后，更是立即着手准备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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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要拿楚王开刀，晁错和景帝的设想是这样的：
首先，由晁错替景帝干那些吃力不讨好的得罪人的事，比如揭发楚王在为母服丧期间的性行为，是为违礼，不孝。上表弹劾楚王请杀之。然后景帝感慨唏嘘地下诏：说朕实在是念同族血缘之亲情啊，怎么忍心对自家人骨肉相残呢？人死不能复生，还是特赦吧。但楚王虽然免于刑戮，也该好好反省自己，向天地祖宗谢罪，做一个交代。这样吧，朕念楚王初犯，从轻发落：请楚王拿出一个郡来交给中央，马马虎虎意思意思一下，也就行了。于是楚王倍感皇恩浩荡，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毕竟，相比死罪，削个郡算什么，皇上真是宽大为怀，令人感激得都要流眼泪了。全国舆论界更是大赞特赞天子之宅心仁厚，德披海内，对楚王三五年有期徒刑都没判，真真圣王再世也！于是四方咸服，争相归附，如此圣明的天子，若有一天吴王楚王等七七八八的诸侯国再妄图作乱，那可真是太大逆不道了。于是立刻九州沸腾，天下无分老少男女共讨之！
无论晁错和景帝的设想能否实现，至少可以看出，晁错是一个忠臣，一个为了国家利益甘愿为皇上背黑锅的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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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前元三年（145B.C.），吴楚等七个诸侯国起兵作乱，打出的旗号是“诛晁错，清君侧”。欲图推翻景帝，维护既得利益。事发后不久，景帝采纳了袁盎的建议，将晁错灭族。
袁盎是个坏人吗？
恰恰相反，袁盎是个正直慷慨、宅心仁厚的人。
对领导，他正直慷慨。汉文帝想玩飙车，他劝谏文帝身为九五之尊，必须注意交通安全严格限速；文帝要跟爱妃同席并排而坐，他搬走了宠妃的座位，劝谏文帝宠爱女人可以，多给钱就行了，公共场合不能乱了尊卑坐在一起；丞相周勃居功自傲，他不怕周勃的责备，劝皇帝摆起架子来，不要迁就。等等等等。
对同僚、朋友、下属、仆人，他宅心仁厚。还是那个周勃，被人诬告以后，他不计前嫌，奋力营救；在陇西当军官，他仁爱士卒，同甘共苦；下属同自己的侍女偷情，他不仅没有揭发惩罚那个下属，反而促成好事，将侍女下嫁。
还有侧面资料可以证明袁盎群众关系之良好：汉初著名游侠、社会活动家剧孟曾经拜访袁盎，袁盎也非常认真非常敬重地招待了他，因而受到广泛的赞誉；丞相周勃、申屠嘉，大将军窦婴等许许多多政要同袁盎的私交很高，“长安中贤大夫争附”（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以至于后来当一个阴谋夺嫡的宗室派人暗杀耿直反对的袁盎时，刺客打听袁盎的结果是大家提起他来都赞不绝口，这个“杀亦有道”的职业杀手不忍心对“长者”下手，竟然放弃了酬金，还去警告袁盎！
看来，袁盎并不是坏人。
而事实上，在袁盎向景帝建议诛杀晁错之前，晁错正在犹豫要不要弹劾袁盎曾经身为吴国国相而屡次对朝廷保证吴国不会谋反、使得朝廷过于麻痹大意的“同谋”之罪。
那么，这就很奇怪了，晁错是为了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千古忠臣，袁盎是正直慷慨、宅心仁厚、众望所归的长者，我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两个人怎么会斗来斗去，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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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回到袁盎建议的原话。
当时，焦躁不安的景帝把袁盎找来，向他了解吴军的情况，顺便询问袁盎对形势的看法。袁回答，“吴有铜盐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用现代话说就是吴国是很有钱，但是他利诱不了真正的豪杰。吴国手下的人都是些无赖，都是些犯法违禁的坏人，走投无路这才跟着吴王造反。景帝又问，“计安出？”那该怎么平叛呢？袁盎说，吴楚七国作乱就是因为晁错总是嚷嚷着要削藩，今天割他们几个县，明天罚他们几个郡；而七国打出的旗号也是“诛晁错，清君侧”。现在只要我们自己杀了晁错，然后归还削掉的七国土地，他们不就没有造反的借口了吗？那样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平息叛乱了。
从这段话至少可以看出袁盎这个人在削藩一事上是不大靠谱的。景帝叫他来询问形势，是因为他曾担任朝廷委任的吴国国相，对吴国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有一定的了解。景帝是希望从他这里得到吴国实力和内部情况的切实分析，至少，刚刚即位三年、猝遇强兵叛乱的景帝希望获得一些能够安慰，希望袁盎告诉他吴军并不可怕。但这里也有一个条件，就是关于吴军的弱点必须真实可信，否则景帝心里还是踏实不下来。毕竟战端已开，兵临城下，不再是唱高调开务虚会高喊“大汉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时间和场合了。可是袁盎只用了八个字跳过吴国强大的财政力以后，再也不谈吴国的政治统合力和军事力量，嘴里反反复复就是他最熟悉的那个圈子——江湖，就是他最熟悉的那些人——豪杰、任侠和黑帮。如果说截止到目前就判断袁盎不靠谱还有失牵强，那么袁盎提出来的应对措施就将他的浅陋暴露得一览无余了。在当时的形势下，杀不杀晁错，的确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杀之，则至少能在舆论和道义上打击叛军，使得他们自称正义的行动失去了任何一丝正义性，但杀晁错不仅伤害了真正忠心为国之士们的心，而且要吴楚之兵收到晁错的脑袋就打道回府，那是做梦；不杀晁错，则可以保留这个人才，今后一定还有大用，还能鼓励大家一心谋国。我们知道不久前晁错曾经犹豫要不要弹劾袁盎，所以袁盎建议景帝杀掉晁错也是为了自保，无可厚非。但是袁盎提出“复起故削地”，归还削掉的七国土地，就真是令人无语了。景帝和中央政府费那么大劲折腾来折腾去，不就是为了削藩吗？只有削藩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否则大汉的天下永远都被放置在火山口。一种行为的手段的确不是固定的，可以视实践情况的不同而加以灵活的变化；但不论手段如何变化，一种行为的目标却应当事先心中有数并尽量使之稳定。景帝的目标既然是汉家天下的长期稳定，而长期稳定必须依赖于诸侯的弱小，那么削藩这个既定目标就绝不能被改动或置换。可见，袁盎的确是不学无术，他当个谏官，劝诫一下皇帝的“非礼”行为可以，真正要谈军国大计，袁盎的水平是不够的。正如商鞅所说：“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史记·商君列传》）袁盎相对晁错，是个“愚者”、“不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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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盎见识的低下也不是晁错之死的唯一原因。事实上，晁错的群众关系相当不好。
史载，晁错这个人，为人严峻刻薄。包括袁盎在内的很多大臣不喜欢他。丞相申屠嘉曾被他气死，窦婴因为同他有过政见分歧而结下了梁子。（有些人之间发生政见分歧未必会结下私仇，怎么晁错就偏偏总能将政见分歧者变成政敌甚至仇敌？）景帝听了听了袁盎的话以后也没有立即处死自己的老师，而是有一天新任总理、首都公安部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一起来弹劾他，要求腰斩、灭族。景帝批了一个“可”，他们就手忙脚乱得把晁错骗到“菜市口”，用刑时晁错还穿着上朝的官服。
晁错的群众关系怎么如此恶劣？
或许从司马迁对袁、晁二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点东西：
司马迁说：袁盎虽不好学，但善于附会……就是说袁盎这个人虽然见识浅水平差，但拉关系的本领那是大大的。他的父亲原来是强盗，而从他的交游来看，他本人可能就曾经是一个游侠，并保持着游侠们恪守的道德情操：忠直、耿介、重义、好气。而我们知道，如果追问一天到晚行侠仗义不事生产的游侠们的经济来源，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那么独立——或者兼任黑社会老大和精神领袖，或者同地方巨富豪强相勾结、变相贩卖自己的本领、能量和人脉。大将军窦婴、窦婴的死党灌夫，在这方面都和袁盎差不多。他们一方面是政府的官僚，应该以国家利益为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他们也在黑白两道维持着复杂的人脉网络，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甚至能够联合起来操纵舆论、左右朝局。所以袁盎在个人的角度来看是个君子、长者、大好人，但从其所属集团来看，却代表着一种独立于政府的强制力甚至暴力，而我们知道，拥有一个以上强制力来源的社会，一般会引发相互之间的斗争，很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而秦汉之际大一统国家的创建过程，其中的历史精神，正是要形成政府这个唯一且合法的强制力。
而司马迁对晁错的评价是，擅权，多所变更……欲报私仇，反以亡躯。晁错的出身不详，但从《史记》没有记载他担任过郎官来看，他一来在朝里没后台，二来不是家资500万以上的巨富豪强，完全是凭真才实学被文景二帝赏识，而一开始就以幕僚和智囊的身份担任皇帝的政策顾问。
晁错的主要贡献有：主张“重本抑末”，建议民众纳粟则官府授爵，鼓励人民从事农业；募民充实塞下以防匈奴攻掠；削诸侯封地、强化中央权威。（《汉书·袁盎晁错传》和《汉书·食货志》）
《汉书·袁盎晁错传》还写到：“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繇是迁中大夫。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
可是，纵使晁错学问大如天，专业深似海，这种没有在基层经历过政治操作的专家学者，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政治活动的内在逻辑认识不到位，从而执着于做事，疏忽于做人，从骨子里弥漫着一股书生的傲气。作为文士的代表，他对汉武帝之前的大汉——这个武人政权的主要官僚们，必然存在距离感，就像贾谊一样。而武人们对这些文士的厌恶和嫉妒，想必也是先天性的。
表现得最典型的，还是袁盎和晁错的关系。他俩私交之差，达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两个人不能出现在同一场合，袁盎留，晁错就走；晁错留，袁盎就走。司马迁形容，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在同一间屋子里说过话。
在晁错看来，想必是袁盎此人不学无术，什么也不懂，就会拉帮结派、吃喝玩乐、说些很幼稚很天真的话，遇到很多原则问题总是稀里糊涂，四处抹稀泥，就会用虚伪陈旧的大道理烦烦皇上，还执拗地自以为他很正直高尚，实在是平庸迂腐得紧。晁错这个书生心中有了这种想法，想必就写在了脸上。而袁盎再“长者”，也还是有些任侠之气的，你晁错自以为能，不就是翻翻嘴皮子动动笔吗？有什么了不起？仗着皇帝的宠幸，唯我独尊，眼里容不得人了？你瞧不起我们，我们还瞧不起你呢！
所以，晁错之死，恐怕不能像司马迁所说，归结于他在搞改革、搞变法。晁错削藩策所触动的，是中央政府外部的既得利益，而有利于中央政府内部的任何一派；只要当时的皇上不是景帝，或者不是即位刚刚三年的景帝，而对晁错采取用而不任的方式，使他实权大而官职低，不要把他放在风口浪尖上，缓和功臣党和外戚党对他的不满，再对晁错加以保护，结果可能就有所不同。即使还是那个景帝，如果晁错在长策大略谋划之外用心揣摩过政治的特殊运作方式，小心地平衡各方利益，图大则缓，放慢改革步骤，同时与同僚搞好私交，韬光养晦，适当地隐藏锋芒，大概也不会死。
晁错不同于吴起、商鞅、王安石、光绪，他的鲜血不是改革的必然，他是死在了自己和景帝两个人对政治运作的不成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