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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9年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 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注：《蒋介石致杜石 山》（1939年3月4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1—612页。）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 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
（一）平等互让；（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日本）撤兵；（五）签订防共协定；（六）中国赞成经济合作； （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八）对满洲另行协定。（注：《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同上书，卷2，第614页。）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 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注：《小川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1939年4月8日），《小川平 吉关系文书》卷2，第618—619页。）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 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 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3月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5页。）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介石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 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 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 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 教。（注：《小川平吉致蒋介石函》（1939年5月11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24—625页。）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6月6日及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34、635页。）当蒋日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 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是日本谈判者收集蒋介石在秘密议和中所发大量”密电”及其代理人杜石山与日本人“笔谈”手迹编纂而成的历史文献。它揭示出蒋介石指挥 香港谈判诸多秘密活动，内容翔实，具有说服力。这一文献反映出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蒋介石确曾允诺日本谈判对手可以”首先讨伐共产党”，双方”用密约办理 ”。这是国民党统帅背离他本人向国人庄严宣布国共合作，”共保国家的生命与生存”诺言的铁证。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揭示蒋介石与敌密谋签订”讨共”密约的历史事实，很值得肯定蒋介石对日议和的研究者深思：所谓”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交涉并做出一定妥协并没有错”的论断是否符合实际？显然，”并没有错”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