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何以成为战争协力者 / 纵横周刊
2008-12-02 16:24 | 阅读(228) | 标签: 《新闻与战争》 , 日本文化 , 书评
《朝日新闻》通过反省其“战争协力”的不光彩历史，再度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的左翼舆论重镇。 刘柠 撰稿
在日本，近年来，由新闻媒体发起的对历史问题及战争责任问题的检讨明显多了起来。其中动静较大者，有第一大报《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编纂的 《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一书（日文版于2006年7月出版，中文版于翌年推出），在中日两国的知识社会均引发了强烈的话题效应。但 对新闻媒体来说，最“边缘化”的选题，其实莫过于自身历史的问题，这也是到目前为止鲜有媒体描绘关于媒体的历史的主因。而任何一个敢于自诩“公器”且负责 任的媒体，要想思考并切实履行作为公共舆论平台的社会责任的话，面对过去，检讨自己在过往历史中的扮演的角色虽然相当沉重，但却是必要的功课。
《朝日新闻》推出的题为《新闻与战争》的大型系列调查报道（同名著作于2008年7月由朝日新闻出版社推出），连载一年，系统而深度地考察这家大众传媒 的百年老店在从“满州事变”（日本对九一八事变的称谓）到战败的历史中的角色、作用，以自我解剖、反诸求己的姿态，回答“为什么报纸没能制止战争，反而陷 入战争协力的深渊”的本体性追问，在大胆回应媒体责任问题的同时，也为现代传媒社会中媒体的公信力问题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注脚。如此“出位”的历史反省、 检讨，某种意义上，是最初的，很可能也是最后的尝试。对当事者的采访是不折不扣的与时间的竟跑：战时任《朝日新闻》记者的松林冏，去年被采访时高龄102 岁，在连载结束前夕，于103岁生日的翌日去世。
“如果哪天《朝日新闻》突然变调的话，可要小心了。”这是一名读者孩提时代耳熟能详的长辈的 口头禅，它一方面诠释了彼时《朝日新闻》在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其从主张和平主义、国际协调到向支持战争的急转身对国民心灵的烙印之 深。事实上，不仅《朝日新闻》，也包括当时有影响的其他自由主义媒体，如果没有大众传媒的协力，“十五年战争”（日本现代史划分，指从“满州事变”到战败 十五年的历史）之“进行到底”是难以想象的。正是新闻媒体从战争批判到被迫噤声，从不情愿到情愿，从半推半就到全面协力，直到完全成为喉舌、道具的蜕变， 才为军国主义化国家打造战争意识形态、实行战争动员铺平了道路。
作为拥有世界最大规模读者群的大众媒体，战前和战时的《朝日新闻》并非一般意 义上的新闻纸，而是整合了报纸发行、新闻制片、各种以报纸为名头的商业活动，甚至航空运输等事业的立体化经营的报业托拉斯（不仅《朝日新闻》，《每日新 闻》和《读卖新闻》也大同小异）。以航空事业为例，“满州事变”时，报社拥有社用机15架，用于战地记者、新闻原稿和摄影菲林的运输；朝日航空部干部的一 句大实话——“紧急情况下，可于30分钟内出动（飞机）”，令军部都为之色变。一般说来，对一家新闻媒体历史的检讨，对其社论、社评、重大事件报道及其背 景的分析当是主要的作业，但如此平面化的叙事显然难以涵盖像《朝日新闻》这种“传媒大物”的历史。除了作为新闻纸的内容（报道、评论）产品之外，战争新闻 纪录片的摄制及在各地的上演，对女性劳军活动的动员、组织（如“国防妇人会”、“日满妇人同志会”等），与名作家的“笔部队”合作推出前线报道及组织归国 巡回讲演会；进而，后援“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募集活动，战争末期召开旨在动员少年志愿兵参战的“少国民总决起大会”……至此，标榜“自由主义”的新 闻纸“客串”了一把激进的国策协力动员者角色，并几乎反客为主，乐不思返，因为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为报社带来了报纸购读人群扩大的高附加值。
报纸成功的秘诀是独家性、垄断性。而战时，新闻人要想获得独家消息，唯一的办法是对军界“公关”。于是，以《朝日新闻》的影响力，频频组织劳军活动、壮 行会，曾几何时的自由主义意见领袖、报社的首脑亲赴“满洲国”拜会关东军的头面人物；凭借与军界的“良好关系”，殖民主义的铁蹄践踏到哪里，新闻社的支 社、支局便开到哪里，从台湾而朝鲜，从“满洲”而南洋。在新闻媒体理应自觉保持的与国家、军部的“距离感”丧失殆尽的同时，新闻人不自觉地走上了与后者“ 一体化”的道路，战地记者和“笔部队”的作家们脱下西装，换上军服，像军官一样武装到牙齿；报社的社用机、飞行员被海军征用，作为回报，用海军提供的汽 油，在前线与日本内地间空运写真菲林。直到此时，媒体人仍乐此不疲。很少有人想到，他们是在一条被称为“通往奴役的道路”上的被绑架者。
很 快，随着败色愈浓，舆论弹压升级，军部和内务省的新闻检阅和对新闻媒体的压迫日益表面化，自觉协力如《朝日新闻》者居然也屡遭社论在付印前撤换，甚至撤换 也来不及，被迫“开天窗”的异常状况。至此，新闻人开始感到战争的真实情况无从报道、公开的矛盾和压抑，但为时已晚。随着“通稿”式“官制报道”的日常 化，连不同媒体间独家消息的竞争都不存在了，报纸完全成为军国的“喉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战争末期，《朝日新闻》的社员与社屋一并被军需产业征用，为 印刷制版而开发的技术，被转用于军用飞机设计图的扩大、复制；以东京本社的摄影部长为首脑，在位于名古屋市名东区的“中部总局”所在地，设立“航空化学工 业株式会社·名古屋工场”，代号为“护国第4476工场”。战前的反战舆论重镇沦为战时的兵器制造基地，历史的嘲弄确实够狠。与狼共舞的新闻从业者们，被 剥夺的不仅是新闻专业精神，连新闻职业的饭碗都被端掉了。对此，本书作者归结为，“要笔，还是要生活，这是作为新闻媒体要有所觉悟的问题。”但问题远没有 那么简单。日本著名作家井上Hisashi指出：在这种“鱼与熊掌”式的两难抉择中，“作为个体的记者不得已选择生活”，本无可厚非。但是，“记者选择 笔，而报社捍卫记者的生活”，“只有理解该原则的媒体经营阵容的存在，才是一家好报纸的条件。”
不过，历史、客观地看，井上的话，其实也不无 复杂问题简单化或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事实上，《朝日新闻》之所以以“满州事变”为拐点，摒弃此前的自由主义和平道路，突然在社论中变调，实现向所谓“国益 拥护优先主义”的支持战争的编辑方针转型，其实恰恰是与报社首脑们的捍卫从业记者的生活、做“好报纸”的主观愿望分不开的。唯其如此，出于对军部压力下发 行数量减少的不安（及对扩大发行的期待）、对孤立于大众的精英主义的恐惧及对“满蒙权益拥护论”的暧昧立场，让这家老牌的自由主义大报在危急关头“华丽转 身”。这与其说是报社高层对经营战略的误判，不如说是历史的吊诡。所以，战后被占领时期，先有报社的记者工会要求追究报社高层的战争责任，从而掀起被称为 “社内革命”的社内民主化运动，后有报社首脑遭美军当局（GHQ）整肃，黯然下台的一幕。而被整肃的个别人士口中的“《朝日新闻》曾经是自由主义媒体”云 云的辩白，在历史的浓重大幕下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可怜、可笑。
回过头来看，截至“满州事变”前夕，《朝日新闻》作为“自由主义”报纸，尽 管主张以裁军、普选权、国际协调为代表的“和平主义”路线，但在当时被看成日本最大“国益”所在的满洲权益问题上，则始终持暧昧的肯定立场，基本不脱“对 内宪政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套路，与力倡满蒙权益放弃论的石桥湛山和坚持批判军部立场的横田喜三郎等铁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已然拉开了距离。正由于这 种学理立场上的内在矛盾，一旦政府、军部方面有何风吹草动，报纸经营受到某种压力，轻易便放弃原来立场，改弦更张，其实未尝不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即使在转 向后，按绪方竹虎等报社首脑原来的意图，仍然幻想一面与军部构筑和谐，一面以此为依托，试图保留些许批判、抵抗的萌芽，伺机东山再起。但如此首鼠两端的文 人小算盘，显然跟与狼共舞的主旋律太不合拍，且对诸如介入的深度、罢手的时机、何时反守为攻等问题，既无战略性通盘考量，也缺乏对抗的勇气。共舞的结果， 只有被“狼”牵着，一步一步走向“通往奴役的道路”是不言自明的。
战后，出于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更由于冷战和基于冷战需要的美国对日占领 政策的转型，与德国战前、战时的报纸遭悉数废刊的命运不同的是，包括《朝日新闻》在内的日本主要报纸，经过短暂的整肃，均得以保留。《朝日新闻》也在反省 其“战争协力”的不光彩历史的基础上，实现了“重新出发”，并以彻底反省、批判侵略历史，坚决捍卫民主主义普世价值的主调，再度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的左翼舆 论重镇。此番烛照历史暗部，挥刀自宫式的反省，纵然其深度和成果有待检讨，但其反诸求己的决绝姿态本身，尤其是从逝川中抢救正面临湮灭的战争历史资料的艰 苦作业，无论如何值得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大众传媒的百年老店，从战前到战后不止一次遭保守派军人和右翼分子血洗的报纸，不但担得起读者的敬意，而 且值得人们阅读并继续阅读下去。
《新闻与战争》：（日）《朝日新闻》“新闻与战争”采访班 著，（日）朝日新闻出版社2008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