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中，他认为疏远政治或冷漠政治的作家与作品，很难成为一部具有社会意义与美学高度的经典作品，文学作品与政治维度这一观点，应该说是比较鲜明而大胆的。”浙江省作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郑晓林説。
“我很赞同王学海先生所说的‘疯癫式创作’，这是一种充满激情、突破各种束缚，通过极为个性化的表达来超越自我、超越当下。达到触及生活本真、揭示历史本质的创作。他所要倡导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文学的社会性。”北方工业大学教授王文革说。
“王学海是位接地气又有高度的评论家。他与狭隘的地域研究不同，他把穆旦、王国维、金庸等一批文化伟人放在历史长河中和历史空间中为他们定位，揭示他们对于文化的贡献。”《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说。
“王学海的作品是以自己的草根性思考提出高贵的思想。他有非常强烈而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他有海宁地域的优势，又有全国性的视野，咬住土地，脚踏实地，带来了厚度与广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金永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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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9日，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浙江省作家协会、海宁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文学院、海宁市文联承办的这场研讨会引起了全国诸多媒体的极大关注。“草根”与皇城结缘，文学最高殿堂里的这场塔底与塔尖的对话，再一次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的主题讨论推向高潮。这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副主编高建平所说“王学海追踪前沿，关心学界话题。有些学者被屏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王学海能以地方优势把他们推入学界进入我们的视野。”
这几年，王学海以他孜孜不倦的努力，在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欢畅。
他先后出版了《新宇流淌》、《闪光的截面》、《圈外野论》、《湿鞋》、《文学前沿：精神与问题》、《段誉的人生哲学》等多部著作，还象中子弹爆炸似地在全国数十家著名刊物、学报如《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艺报》、《探索与争鸣》、《社会科学论坛》、《新华文摘》、《云梦月刊》等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评论，多次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学海在美学、文艺评论上的话语权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铮铮有声的。在第三届中国“海宁杯”王国维戏曲论文奖颁奖大会上，他的那篇《“宋元戏曲考”的新义及给当代中国戏曲的启示》论文获得了银奖。专门为西泠印社钱大礼先生写的长篇美术评论《钱大礼中国绘画的美学思想》在《书画论集第六辑》上发表后，引起全省美术界的高度赞誉，后名刊《艺术百家》又以专栏头条刊发此文。
不仅如此，王学海得益于文学理论上长期刻苦钻研的浸淫和良好的文学素养，开始在文学创作中脱颖而出，先后在《中国文化报》、《当代人》、《联谊报》、《山西文学》、《北京文学》、《文学报》、《浙江作家》、《浙江日报》等报刊发表了散文数百篇；在《诗刊》、《人民文学》、《诗潮》等国内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诗歌；还在《钟山》、《上海文学》、《四川文学》、《青海湖》等期刊上发表小说多篇。
既有纯理论的、又有纯文学的，他如一个全能运动员活跃于文学创作，长袖善舞、游刃有余，这种丰硕与打通，在海宁乃至浙江也是罕见的。
王学海在文学上的评论总有独特的见解、敢于直率批评，有着思想家独立不羁的叛逆批判精神。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北大季羡林先生曾提出“21世纪必是中华文明的世纪”这一论点，王学海看到此篇文章之后，觉得季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立即撰文表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季羡林先生东方是综合思维、西方是分析思维的观点其实是被形式所遮蔽了，而实际上人类思维是同质的，所以中西交融是可行的。当他的这一观点发表并寄给季羡林先生后，学贯中西的季羡林先生还为他的《圈外野论》题了书名。
阅读、思考、写作，这是他最重要的的业余活动。他的阅读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哲学、美学、文学，还有自然科学；除了中国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还有外国文学。因此他的两个书房的书架上满满地承载着万册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他每年还要大量订阅购买报刊杂志，十分关注当下文学的主流动态和文学评论、美学论坛的话语趋向，并不时出席各类全国和国际学术会议，始终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广泛阅读的同时，总在不停地思考，写下了几百万字的读书笔记，这些读书笔记累积着他思想的火花，发酵、活跃着他文学创作的思维细胞。
王学海的另一身份是政协委员，对于海宁的文化建设、民生事项经常递交提案与社情民意。今年他曾代表无党派人士撰写了“关于环东山开发建设中文化景点设置与长安运河文化建设的文化战略意义”的大会发言稿，建设性的意见得到了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王国维故居的重新修复、徐志摩故居的修复、金庸书院在盐官的顺利落成等都有他的心血在里边。此外，作为政协行风监督员，对城市建设、规划设计、行风监督、百姓心声，更成了他另一份担当。而生活中的他始终坚持环保理念，常年骑自行车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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