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在《一个或所有问题》一书中提到，“一个立场就是一种主观观点，一个主观观点不仅是关于各种事情的一种描述和解释，而且同时充当着关于描述和解释的标准。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我们坚持某种立场或观点时，我们就以这种观点本身作为思想标准，于是，按照这种标准，其它观点处处都被‘解释为’错误的”。
赵汀阳的这句话被我再次记起，是因为这些天关于“哈利路亚”的争论，其实不管是哈利路亚山还是哈利路亚音乐厅，都只是商业层面的炒作，目的也只能是止于商业层面，远远不能够上升到文化层面，更不能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不过结果却不是这样。数月前，在白岩松的“文化软腰论”出来以后，张家界的改名之争一下就从商业层面进入了文化争论的层面，最后还上升到了民族主义的高度上下不去了。在这件事情的争论上，各方立场鲜明，支持者以一对十的比例呼吁着理性，但感性的声音占绝对的优势而让理性的声音变得非常微弱。
为什么将一座建筑更换一个西化的名称，竟能掀起如此强势的惊涛骇浪?通过对话，我渐渐明白在中国，谈理性地爱国，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由于传统的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所决定的。中国的教育非常注重爱国主义教育，但对于国家、政府、民族、个人权利等概念没有明确的解释，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是没有的，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知道大学里有没有关于这方面比较中肯的教育，如果有，那应该算不小的进步了。现在的民众反而是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对国内形势持观望态度的居多，对国际形势如履薄冰。这一点从高涨的反日反美情绪中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仇恨、愤怒和失落。我始终不明白我们的国家里，为什么就像时时被一个黑漆漆的冰冷Qiang口抵住了后背一样，让人不得片刻安宁?
不管爱国主义也好，还是民族主义也罢，其初衷是善的，是应该值得褒扬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看到一些人一提起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菲律宾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地激动?是的，十多天前，日本抓了我们的船长，占了我们的钓鱼岛，这当然让人感到气愤和窝囊，气愤的是抓了我们的船长，窝囊的是我们的政府只是持续地抗议。不过在民众群情激奋的时候，政府可能正在和日本政府合作愉快，频频举杯之间还要踹你一脚：这群不识时务的狗。
这就是立场不同所产生的憋闷感。一个对内强硬对外软弱的政府怎么说都是不道德的，作为公民，我不会再去为国家大事呐喊声援，因为我放弃了这种近乎邪恶的立场——对于外来侵略，政府作为国土的守护机构，份内的事情都不处理好，反而鼓励民众游行、网骂有何意义?所以，我必须放弃那种宏大的、靠不住的立场，回到个人关怀上来。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无立场，相对于那种泾渭分明的大是大非来说。
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的批判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政府对弱势群体，对个人的保护程度。在我们国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正义暗无天日，个人权利微乎其微……在这样的状况下，放弃大的立场，回到没有立场中、回到对个人的关注上来，这样反而能获得更多的意义。
是的，我没有任何理由让别人放弃他对于大是大非的立场，不能让他丢掉紧绷的、病态的民族主义情怀，我更不想说在政府不作为的时候，你着急上火只是徒劳，只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反正民族主义已经成了我们的国教了，再加把劲，努力发展成邪教，那时自然会有人着急上火的。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主要的观点是放弃这种民族之间敌对的立场，进而加强文化的交流。现在想来，我太理想主义了，太高估爱国者们的品格了，结果一番争论下来，搞得我也挺激动的。现在我正式向爱国者们道歉，我发现要他们放弃激昂的民族主义立场无异于割了他们的脑袋，要他们理性地看待历史无异于割了他们的另一颗脑袋。所以，还是独善其身好了，只是我想声明一句，如果在你们的世界里，除了朋友和敌人，还有不相干的路人的话，那我就是那个路人了，千万别以为我不是你的朋友就把我划在你的敌人那边去了，现在，我看每一个人都是路人，唯一的区别就是除了路人甲，还有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
“物无美恶，过则成灾。”如此，我便自由了。（文章出处www.juexiang.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