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的孤独是一根点燃的香烟,这个观点我已经忘了是谁提出来的。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学会了抽烟,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曾经几个女朋友都叫我戒掉,可也实在没有办法放得下。也许香烟比女人更有魅力,女人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把你甩开,但是一旦遇上了香烟,无论阴晴圆缺,她都会与你亲密无间(地接吻),再说戒烟其实也不是件难事,我有个朋友,他一个月就能戒两次了。
似乎,男人抽着烟都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境地……是不能开玩笑的。50年代又当上大英帝国首相的丘吉尔碰见了他的老部下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元帅不忘旧迹很自豪地对首相说:“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更不熬夜,所以我能保证在战场上取得百分百的胜利!”丘吉尔笑了一笑,很悠然地把手中的雪茄在烟灰缸里弹了弹,回答蒙哥马利元帅:“哦,是吗?那么我抽很多的烟,一天只睡三个小时,有时还会喝点威士忌,这样就保证了我能指挥你在战场上取得百分之二百的胜利。”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香烟是最靠近你的生命,他燃烧着,他把躯体献给了你的嘴唇,尼古丁充满了你的血液,焦油刺激着你的呼吸,让你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当年的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在战场上有段时间大发脾气,因为他的士兵有点颓唐,他深知个中的原因,这时他向国会提出了申请:加大前线士兵的香烟供给量!对一个在前线作战随时都要和死亡斗争的士兵来说,香烟比粮食更为重要。面临死亡,吸一口香烟,可以满足精神上的需要,释放体内抑压的情绪,可以慰籍与战友永别的伤痛,更能抵抗死亡的恐惧。在威斯申康和达豪集中营,吸一口香烟的价格是500法郎(当时一法郎相当于1.1美元金)。
香烟,身份的象征。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每次站在讲台上,面对他成千上万的信仰者,发表豪情壮语时候,手中总夹着一根古巴特制的“丘吉尔牌”雪茄,那种雪茄燃烧得特别慢,即使在点燃的情况下,只要不吸,就能够燃7个小时以上。那样,这位长篇大论在讲台上一站往往几个小时又不看稿即兴发挥的领导人就有了个“计时器”,那根雪茄抽完了,演说也就讲完了。在新中国,历代的领导人也不例外,毛泽东就是典型的一个,有一次开会,到差不多结束的时候,主席习惯性地伸手从旁边的烟盒摸烟,但偏偏这个时候烟盒里摸不到烟出来,摸了几次还是摸不到,讲话又不能停,后面的秘书也急了,他知道主席在这个时候很需要烟,正想办法送烟上去,突然这个时候,主席摸出了一根烟来,说:“恩,各位要注意,这是最后一条了……”(最后一条既是指烟,也是指会议的内容,一语相关,妙!)烟草是身份的象征,卡斯特罗的雪茄是豪情壮语,一个胜利的革命者的骄傲;毛泽东手中的烟是革命与人民的苦恼(抽着烟打胜了仗,也抽着烟发动了文革)。
香烟,贪婪的火苗。那时朱镕基总理还是上海市的市长,在一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了贪污问题,他拍案而怒,正直的眼光扫视着台下的高层官员,问道:“你们,在座的哪一位敢站起来说,‘我抽的烟是自己买的?’”下面一片死寂,官员们顿时把放在桌面上的中华熊猫都收起来了,然后总理摸了摸口袋,拿出一包广东的红双喜(当时的价格是4元一包),轻轻地罢到讲台上,讲道:“我就敢说我抽的烟是自己买的……”,红双喜(广州二卷烟厂)从总理罢出来的时候开始一直涨到现在的10元一包,口味也由平淡转变为醇和。现在,在大学里那位同学担心自己那门课可能过不了,也许只要牺牲一条小中华(硬盒那种)就可以继续在网吧抽红梅打奇迹。(软红梅是4块一包,小中华是38块一包,院长以上级别的软中华是68元一包)
香烟,女人的独白。香烟与女人的关系有点特殊,弗洛伊德明确指出,手上的捧状物与阉割存在莫大的关系,但是女人与这个沾不上边。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下,香烟和女人格格不入,而陆小曼更是大逆不道了。一个女人点上一根烟,会在美丽的光环上添上了性感与挑逗。60,70年代嬉皮士年代的美国红灯区的街头上,一个十多岁的女孩,不用花哨的打扮,只要一个汉堡,点上一根香烟,就可干那行当……对美国人来说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一场无意义的战争造成成千上万的人牺牲,一个极端主义者谋杀了总统(肯尼迪),而继任者更试图重演“斯大林的阴谋”(水门事件),在这个倒霉的时候,对岸苏联的新研制的SSN-17射程竟然可以覆盖了地球每一个角落,一兆吨级当量的弹头被控制在“独裁者”手上……香烟当年几乎成了越战寡妇与街头妓女的胜利品,拿着烟头她们可能是寡妇或者妓女,放下烟头就是站在反战示威前排和防爆警察抗行的勇士。
是的,也许尼古丁可以抚慰一个受创伤的心灵,当一个人经过了无数的苦难折磨,尝尽了人间悲欢离合,问他:要上帝恩赐你以宽容么?不要!只需一根香烟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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