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你曾在奥地利Hans Hollein(汉斯·霍莱茵)事务所工作过,也曾与Rem Koolhass(雷姆·库哈斯)合作,这两位享誉国际的建筑大师分别带给你什么体会?
A:其实这两段经历中间隔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Hans Hollein事务所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实习生,当时就想看看世界着名建筑师是怎样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主要体会到,建筑这个行业对于建筑师来说,就是清教徒式的一种信仰,但也引发了我的困惑,当这种信仰转化成压力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其实清教徒也没必要,但建筑师这个职业好玩和有趣的那一部分还是要作为核心内容来保留的.所以在我自己主持事务所后,就一直想保持一种观念,保留建筑师在形成概念和想法这一部分过程中的幸福感.
与Rem Koolhass的合作给我最大冲击的是他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他在专业性上的能力,他总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是远远超越常人的,他的反向思维能力很强,总是以与常人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而这种相异的角度往往就成为他作品里的亮点.另外一方面他在世俗问题的处理上很有能力,为了达到他的设计目标他会用各种柔和的但是又非常坚定的手法去说服别人,把矛盾化解,达到他想要的.这种在两个领域内都占据主动权,将建筑师这个原本是被动性的角色转变成主动性角色的能力正是目前我们中国建筑师所缺乏的.
Q:风格对于建筑师来说意味着在其作品中会呈现出一些很鲜明的特质,那么,你希望自己的风格是怎样的?
A:风格来源于喜好和倾向.我自己比较喜欢简洁的东西,因为现代社会信息量太大了,人们常常不胜负荷.从我个人来说,精神上越复杂的时候我就希望身边的物质越简单,所以我的设计风格就是追求清爽和简洁,其实,建筑反映着我当下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简洁与现代主义风格又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现代主义有一种清教徒式的简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人性相违背的.所以在具体的实施上,我常常会很注重建筑材料的使用,希望能用一些非常人性化的材料去造就一种简洁的空间,体现人性化的温暖.而且我对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的考虑也会比较多,希望自己设计出来的空间,在今天看起来是舒服的,但在十天后、一年后或更久的时间以后,看起来依然觉得眼前一亮,而且随着年代的逝去,它能越来越令人感觉舒服,这样的建筑空间是我最向往、最想创造的.
Q:迄今为止感觉比较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A:不能说满意.建筑艺术的实现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创造过程.在实践过程中,你会发现许多技术上达不到或人力上达不到的部分迫使你必须做出一些变通,而在这种变通过程中会考验你的应急艺术能力,这种能力是很关键的.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种判断还要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因为这种改变和应急,有可能使最后出来的东西比最初的设计要更好,又或者局部比你想象得差.实际上有些东西最后很完美,但有些东西就很欠缺,始终不能说是均衡的作品.我现在也在探讨一种状态,就是在建筑图纸上怎样保留一些余地,这些余地根据时间和事情的演变还在不断消化、进化,最后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动态的、综合的结果.
Q:你刚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回来,谈谈这一届展览的情况.
A:挺有意思的,很多不同方向的建筑.一方面,像Frank Gehry(弗兰克·盖里)这次拿到了个人的终身成就奖,还有Zaha Hadid(扎哈·哈迪德)在展览上的受欢迎程度,都体现了建筑的时尚性,以及社会已经将建筑师提升到了生活品质创造者这样的高度,这种建筑方向多元化的趋势挺好的.另外与这种将建筑附加了更多的社会学意义的现象构成对立面的,是有些展馆,例如日本的建筑师,就呈现了一些很轻的东西.剥离了建筑所能反映出的大量信息,而回归到建筑本质的考虑上,体现出一种乌托邦的思潮.总体上说,这次展览一个是展现了非常当下,目的性非常强的东西,例如对能源问题的思考,已经从政治层面走向业界,还有建筑所承担的引导社会生活方式的角色,另外一个就是重新涌现了乌托邦的思潮.
Q:你觉得本次展览与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筑电讯流派的思想有什么不同?
A: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一波思潮,引领了大家对未来生活的渴望,那种渴望完全是通过建筑方式表达出来的.那时的乌托邦不是凭空的乌托邦,它是倾向于通过技术的革命,给未来带来某种可能性.像R.Buckminster Fuller(巴克敏斯特·福乐)那个阶段的工作,因为技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然后他把这种技术极大化以后,与乌托邦的生活方式和乌托邦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所以他还是有一个动力在支持着乌托邦的想法.但现在的乌托邦的想法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反思.比如像能源问题,能源过多消耗以后,将来人们的生活会怎样?像大量的玻璃幕墙的建筑,它们非常耗能,一旦没有足够的能源去支撑它们,这些建筑还能做什么?是其他人占领这种办公空间,然后这种办公空间再转换成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些都需要思考,所以现在的这个思潮是在想象后能源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它更多的是悲观的情绪,或者也不能叫做乌托邦,其实有点像是对于世界末日的想象.
但是我们作为建筑师,在国内都是属于比较被动的.开发商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即便是有社会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多数也只是靠发点声音表达一下,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建筑师是生产线上和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若是上下并没有同样的高度和同样的方向去想问题,最终做出来的东西与我们的意愿肯定相去甚远.
Q:那么,这种低谷期会不会给整个业界带来冷静思考的契机?
A:那当然是了.进入一个冷静的阶段很有必要.我比较赞同欧洲还有中国香港的做法,它们都是集中发展.像在香港中环,它容积率可以达到很高,把已经开发的土地都极大地利用起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土地储备量还是很丰富的.就是要保持一个平衡,觉得不该发展的地方就不发展.而且,政府是对整个区域的未来几百年都要负责的,并不是只对五年内负责.我们目前的这一波衰退,虽然看起来是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其实是拯救了更大的一种利益.
刘珩:
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博士,南沙原创建筑工作室(香港&广州)主持建筑师、创始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助理教授.获得了美国贝聿铭年度建筑旅行奖学金,埃及国家图书馆国际建筑设计竞赛鼓励奖等多项荣誉.主要建筑作品包括广东南沙游艇俱乐部、南沙鹿颈花园小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