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议“学在华工”

一议“学在华工”——让“学在华工”融入校园精神

二议“学在华工”——十年磨剑  潜心治学

三议“学在华工”——坚持华工“严”的传统

四议“学在华工”——我们呼唤“活”

五议“学在华工”——着力培养内在素质

六议“学在华工”——要有争一流的意识

让“学在华工”融入校园精神

——一议“学在华工”

八十年代中后期，“学在华工”作为多少带有大学生特有的幽默色彩的语言，在武汉地区的大学生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随着莘莘学子的交往聚散，随着人们对这四个字含义的打听和了解，几年间，“学在华工”的说法迅速地传向东西南北而成为社会的赞誉。多少考生和家长慕名而来，多少用人单位接踵而至。九十年代第一年的金秋时节，“学在华工”作为学校迎接新生的口号，醒目地出现在迎新站，出现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学在华工”这四个字就这样日益深入人心，日益扩大着它的影响。

细细悟来，“学在华工”这四个字来之不易。这是建校以来几十年一直坚持的优良传统历经风雨所结出的果实，是广大师生从严治教、从严治学所赢得的社会评价。没有华工这几十年的办学实践，“学在华工”就不可能成为有如此影响力的口号。唯其来之不易，我们就格外地珍视它。

退而思之，又觉得“学在华工”在我们的实践中还不是尽善尽美、当之无愧的，还有许多地方要努力；“学在华工”这富有感染力的口号潜藏着巨大的价值，应当被充分地利用。我们所要做的是：不能让“学在华工”只停留在校园围墙外的评价上，而要让它融进华工园，成为我们校园精神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在这样做，而且要继续做下去。

一般地说，国内外著名的高等学府都有自己的学校精神（college sprirt），或称为校园精神，它以一种凝炼的语言体现出这座学府的历史传统、办学思想和精神风貌。校园精神是校园文化中的核心和底蕴，是被广大师生高度一致认同的优秀的文化教育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校园精神的产生、丰富和发展大致有两条途径：一是在建校之初，办学者根据社会的要求和办学目标，将其所期望培养的精神明确提出，激励师生身体力行，形成传统；二是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将实践中出现的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加以总结提炼，大力倡导，蔚然成风。

浙江大学从求是书院起，就提倡“为人群服务为己任”。竺可桢先生立校后定“求是”为校训。此后，倡导求是学风，培植求是精神，便一直是浙江大师生共同的目标。“求是”二字，言简意赅，魅力无穷。在这种校园精神熏陶下，浙大一时人才辈出，蜚声海内外，被誉为“东方剑桥”。苏步青先生在庆祝浙大九十年校庆时曾深情地写道：“书院永留求是训，东方独得剑桥称。”交通大学也是我国著名的学府之，在近百年的发展中，交大赢得了“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社会评价。可贵的是，当老的交通大学分成几所新的交大后，几乎每一所交大都在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

一种校园精神一旦形成，便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和感染力，使置身校园中的师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发挥着巨大的教育力量，并且，这种校园精神也成为师生荣誉感和责任感的精神渊源。人们以跻身于这样的学府而自豪，以维护这种光荣传统为己任。二次爱猫扑.爱生活西斯盟军会师易北河时，巴顿将军骄傲地向朱可夫元帅说：“我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后者则回敬道：“我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两位世界一流的军事家都为自己的母校自豪，而这种自豪正基于他们对自己母校独特的校园精神和历史风格的崇敬。

“学在华工”可以成为我们校园精神的一部分。它正是“团结、求实、严谨、进取”八字校训生动活泼的体现，它那极其丰富的内涵在被发掘和提炼后会显得更加光彩照人。“学在华工”应该成为我们校园精神的一部分。要让它在每一个华工学生心中引起自豪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要让它成为每一个华工学生刻骨铭心的座右铭，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成为几十年后再相聚时回首往事的共同话语。

十年磨剑  潜心治学

——二议“学在华工”

“学在华工”的首要之义，即来华工是来求学、来治学的，而不是来干别的。

大学早已不是“象牙之塔”了，但是，“研究和发展高深学问，培养高层人才”依然是大学的基本特征。尤其是第一流的大学，无一不重视和力图保持自己高水准的教育质量和学术地位。美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于1862年，它的第三任院长沃克曾讲过一句话：“这里是人们钻研的地方，不是小伙子玩乐的场所。”这不仅表明了沃克管理大学的基本观点，也是MIT一贯遵循的办学准则。在美国这个潮流多变、观念不断更迭的国度里，MIT一直坚持着对大学基本宗旨的信念：“追求知识、获得知识、传授知识、使用知识”。在一个多世纪中，MIT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

潜心治学，是大学师生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这是“研究和发展高深学问”这一任务所要求的。要掌握现代科学，必须在某个专业领域中接受长期系统的训练，必须进行艰苦的探索。“潜心”者，《辞海》注曰：“心静而专一”。心静可力戒浮躁肤浅，专一方能锲而不舍。所以潜心治学者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艰难跋涉中，能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含辛茹苦甘之如饴。“学在华工”就是要在华工园内潜心求学、潜心治学。

现实中没有对潜心治学的干扰呢？有的。君不见，“跳骚市场”跳进过校园，外出打工或兼职能挣到颇为丰厚的收入，而个体户们则视大学为巨大的消费市场，用酒吧、台球桌和录像室几乎将校园团团围住。这股“经商热”、“消费热”挟带着一些稀里糊涂的观念向校园扑来，于是有的人“下海”经商，有的人耽于玩乐而荒废学业。“是先充实脑袋还是先装满口袋？”“刻苦是不是太累而不潇洒？”等也成为议论、争论的话题。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八十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涌起，“经商风”、“厌学风”也曾冲击过校园。一时间，有不少学生弃学经商，校园内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专心学习者被贬称为“书呆子”，谈生意的交往能力者被视为现代人必备的“首要能力”，高等学校的学风严重滑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学校坚持从严治校，狠抓学风校风建设，大力倡导刻苦攻读、立志成才，对学业荒废者坚持实行淘汰。这些给社会各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学在华工”一说也由是而生。今天我们再次强调“学在华工”的校园精神，不是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吗？

要搞市场经济，当然就要应付瞬息多变的市场需求，当然就要追逐现实的利润。因此，从经济价值上讲，急功近利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却是办教育、做学问的大忌。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既要看到教育与经济的联系和一致，又要看到二者间巨大的差别。不管市场经济会如何发达，大学仍然是大学。如果师生都“下海”，大学变成公司，这个社会赖以发展的智慧溪流就将干涸。

爱因斯坦在庆祝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六十岁生日时发表了一次演讲，题目是《探索的动机》。他指出，走进科学殿堂的人中，除了真正热爱科学、献身于科学并用科学造福于人类的一批人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爱因斯坦讲的就涉及到我们自身的价值选择了。跻身于科学殿堂，求学于高等学府，就千万不要“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

大学的四年，再加上研究生学习，也不过短短的六七年、七八年。光阴何等可贵。而要学有所成，则非潜心不可。唐人贾岛曾写一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数学家王梓坤教授将诗意翻新：“十年磨一剑，不敢试锋芒；再磨十年后，泰山不敢当。”

“学在华工”，就要有把“知识之剑”磨它十年的气魄和毅力！

坚持华工“严”的传统

——三议“学在华工”

“严”是华工的传统，是华工校园精神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

华工历来强调从严治校，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严格的管理和严格的要求。诚然，正是严格的管理维护着学校井然有序的教育环境，正是严格的要求促使首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但是，这不是问题的核心。严格管理和严格要求，只是从严治校的手段和方式。从严治校的真谛是要着眼于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的精神和作风。

加拿大的许多工程师，往往在手上戴着一枚钢戒指。原来在几十年前，加拿大工学院的一名毕业生设计了一座桥梁，由于设计上的错误，桥竣工不久就倒塌了。学校痛定思痛，将那桥梁的废钢材买了回来，全部做成戒指。此后每届学生毕业，学校都给每人发一张文凭和一枚戒指。这个戒指叫做“事故戒指”，意在告诫学生：一定要养成严谨的精神和作风。

严谨治学的精神和作风，是科学工作者必备的科学素养。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科学实验，也无论是工程设计还是建构理论，都要求严谨。严谨治学，就是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进行严格的评判；坚持尊重事实而不弄虚作假，坚持一丝不苟而不敷衍含糊，坚持科学真理而敢于否定自己和他人的错误。因此，治学是否严谨，也成为衡量科学道德水准的一个尺度。

在从严治校、严格管理和严谨治学的相互关系上，我们想谈三点。

其一，一种精神和作风的养成，离不开环境的影响，离不开有意识的行为训练。严格的管理和要求，是培养严谨治学精神和作风所必需的外部环境。那种认为大学无需严格的管理，或者认为严格的管理会压抑学生个性发展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因此我们强调，必须坚持华工“严”的传统。

其二，严格的管理毕竟只是外在的，严谨治学的精神则是一种内在素养。我们必须致力于促成这个从外向内的转化。如果我们的学生只是在严格的管束之下才能做到不旷课、不抄袭作业、考试不舞弊等，如果学校的严格要求没有被学生所认同，没有在学生内心深处转化为自觉的信念，那么，这种“严格”就始终只是手段则没有化为精神。

如果说要反思华工的“严”还是什么不足，不足之处主要的不是管得不严，而是在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的精神上我们还应下更多的功夫。

其三，学生严谨治学的精神和作风，是在治学实践中培养出来的，离开了治学过程，也就谈不上治学作风的培养了。在治学过程中，对学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老师：一是老师本身的学术造诣和治学态度的学生提供了榜样；二是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影响着学生的抱负水平和评判标准，影响着学生进入一种治学境界；三是老师对学生治学上得失的评价具有充分的权威。有此三者，足见老师在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精神方面的作用是何等重要。

古往今来，严师出高徒。美国学者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分析诺贝尔奖获得者们的师徒关系时说：“首先，师傅们一般是作为行动的榜样，少用言教而多用身教。由于他们就具有道义上的权威来对那些未能达到相应标准的工作做出严格的判断。”严谨治学和治教，使老师拥有“道义上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所具有的教育力量，是任何严格的管理都无法企及的。严师之所以能出高徒，是因为学生不仅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养成了严谨治学的精神和作风，为投身科学的前沿作好了准备。

华工有从严治校的传统，这个传统要靠全校师生共同坚持和发展。华工有许多严谨治学、严谨治教而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老师。“学在华工”，就要向这些老师学习。愿华工有更多的严师，愿华工出更多的高徒！愿严谨治学作为华工校园精神中的一颗明珠更加耀眼，更加引人注目！

我们呼唤“活”

——四议“学在华工”

“学在华工”，不仅要潜心治学、严谨治学，而且要学得生活活泼、富于创造。否则，“学在华工”作为校园精神就缺发深厚的底蕴和盎然生机。

“活”，是华工园充满勃勃生气的画龙点睛之笔。因为只有活起来才能更多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才能培养出更多的富有创造精神的人才。也因为在“活”的方面我们还存在着不足，所以它又是华工园内许多人热切期盼和呼唤的字眼。我们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教和学不够生动活泼；二是校园的学术氛围不够活跃。

学生学得生活动活泼，就不是把脑袋作为堆积知识的仓库，而是任思维和想象驰骋的天地；不是唯书唯上，而是坚持独立思考和敢于质疑的批判精神；不是对教科书之外的东西漠然置之，而是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广泛的兴起。教师教得生活活泼，教学就引人入胜、发人深思，不仅激起学生探索的欲望，而且给他们留下了思考和创造的空间；就能真正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为发展学生的个性提供必要的指导。

一所大学活跃的学术氛围，表现在它的师生注重学术探讨，经常举行各种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和各种学科竞赛，师生都乐于在学术讲坛上各抒已见，相互切磋。而且这种探讨并不局限于正式组织的学术会议中，无论是在宿舍、饭堂还是在林间休憩地，都可能见到因思想砥砺而迸发出的火花。哈佛大学教师餐厅的桌布上常常留下一串讨论中写出的公式。维纳关于控制论的思想有一部就来自于餐桌旁的讨论。事实上，只要看一下一所大学遍布校园的广告栏，其学术氛围是否浓厚是否活跃就可见一斑了。

当然，大学校园要“活”，还应当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做到丰富多彩这一点并不太难，难就难在如何使校园文化具有更多的学院气息，更多的阳春白雪，更多的建设与创造，而不是一种注重消费的文化。如果校园内外的文化竟没有一点差异，大学也就不再是大学了。

再进一步反思华工在“活”的方面存在不足的原因，固然涉及到现行体育体制的严重弊端和艰难的改革，也与我们自己的努力不够有关。比如说，多年来我们对学生在教学计划框框内的学习有一套严密的考核指标，而学生在“第二课堂”中的成果在考核中却未能放在重要位置上；我们的科研水平和学术成果在国内是名列前茅的，却不注意扩大它们的学生中的影响；我们有一批知名教授，不少学生在校四年却无缘相见或仅能望其项背等等。这些显然都不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而是在学校范围内能够做好的事情。要让学生学得生动活泼、富于创造，学校就要有措施鼓励引导学生朝“活”的方面努力，就要形成浓厚的学术空气，就要创造一个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华工有一批学得很“活”的优秀学生。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分发挥了自己作学习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要让华工园充满活力，需要更多的同学有更强烈的主体意识。我们不要过多地抱怨环境而忘记了一条朴素的真理：人们只能在既然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把一切都归诸环境，无异于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让自身的活力与才气都充分地焕发出来呢？要充满自信，敢于创造，敢于冒尖，直至有可能超过自己的老师。古人就讲“弟子不必不如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有一种观点认为，华工活得不够是因为管得太严。这种看法有失肤浅。严与活并不是一对此消彼长的矛盾。严的对立面不是活而是松驰，活的对立面也不是严而是刻板。认为从严治校就得以牺牲活跃为代价，生活活泼就得放松严格管理，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建设一个既严又活的育人环境。

华工走过了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她应该有更多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她的学生应该更富有活力、更富有创造的才气！

着力培养内在素质

——五议“学在华工”

“学在华工”，学什么？回答说学做人、学做事，或者说学习知识、发展能力、锻炼体识、发展能力、锻炼体魄、培养品德等等，都对，这些是该学、该做的，也是教师该教的，韩愈就是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这里我们想找个角度讨论问题。

人们谈论起来起某一所大学的学生，总能用几句话来概括他们的“整体形象”，或者说是这所大学的学生留给社会的印象。而且，不同学校的学生有不同的整体形象。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抑或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职业角色，这些因素与整体形象不无关联。但是，影响一所学校的学生的整体形象的根本因素是学生的素质。换言之，形象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学生整体素质上的差异。因此，在思考“学生在华工”究竟学什么、教什么时，我们想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内在素质。讲内在素质，就不是表面的、外在的，也不是短时间后就消失的，而是那些能够植根于学生身上、长久起作用的东西。

着力培养内的素质，我们的“学”重点就要放在学会如何思考上。一个人怎样思考，亦即他的思考方式。不仅包含了知识和能力，而且包含着思考所遵循的规范、价值准则和态度。这是一种科学修养。在科学界，衡量科学修养的公认标准是看能否抓住科学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并想出新的解决方法，这是区别杰出、优秀和一般的界限。知识和能力水平大体相当的人，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上的差异，根源在于思考方式的不同。

着力培养内在的素质，我们的“学”就要注意加强自身的文化底蕴。如果只从学习专业的角度来衡量，许多知识与我们就无多大联系，甚至相去甚远。但是知识面太窄和文化底蕴的不足将导致两个危机：一是爱因斯坦早已指出的，“它会使研究者丧失阔的眼界，并且使他下降到一个匠人的水平”。创造性思维的火花在这种狭小的知识背景上会黯然熄灭。二是将带来精神生活的贫乏与空虚。人对于爱猫扑.爱生活}忍人的历史使命感、责任心、同情与友爱等这些美好坏感情，决不可能生长于苍白贫瘠的文化之中。君不见，中国的一代科学大师如李四光、钱学森、华罗庚、苏步青等，哪一个不是富有艺术的气质？他父在生活中表现出的执着追求，机敏、幽默和友善，他们在活学中的才华和挥洒自如的大将风度，都离不开厚实的文化底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西南联大依然“弦歌不辍”，为的是陶冶的一代学子。

我们的学生走出校园后能否有大的造化，既取决于他们的科学修养，也要受他们在文化修养上的功底如何的影响。学校既有工科、理科，也有文科和管理学科，还有美育课部，在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进行文化艺术的熏陶上是能够有作为的。问题是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着力培养内在的素质，我们的学生就要掌握基本的价值评价标准，这是一把内在尺子。有了这个尺度，在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上学生自己就能对善恶美丑、荣辱尊卑、成败得失等进行评价，作出自己的取舍；在道德修养和作风培养上就能发自内心自觉地身体力行。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评价标准，比讲授现成的结论难得多。但真正对学生思想和行为起长久作用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学校有责任教育学生确立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价值取向，这是为师者“传道”的内之一。

教育是什么？一位学者曾经回答道：教育就是所学的具体知识遗忘之后留下的东西。这当然不是一个严格的定义，但不乏深刻。具体知识遗忘之后在受教育者身上留下的，不正是内在的素质吗？

愿华工的学生学出一流的素质，学出一流的整体形象！

要有争一流的意识

——六议“学在华工”

要办一流的大学，要培养一流的学生，首行就要有争一流的意识。争一流是华工的优良的传统。“当仁不让，全力竞争”这句响亮的口号体现的就是争一流的进取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的，我们学校在短短的四十年中奋起直追，跻身于国内重点大的前列。“学在华工”，就要学习和培养这种争一流的意识。

争一流，就是向一流的水准看齐，敢于给自己提出向一流水准攀登的奋斗目标。是不是达到了一流水准，当然要由社会来评价。而敢不敢向一流水准问鼎，则是有为与平庸最初的分野。中国有句古话：“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这是反躬自问：人家能做到的，我就做不到吗？杨振宁教授也说，“我常问自己：是否已经丢掉了自己的胆魄”，华工的学生应该有争一流的勇气和自信。

诚然，一流的水准很高，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一流的概念是相对的，因此成为一流的也就是少数。那么，为什么还要如此广泛地提倡争一流的意识呢？

五十年代初，联邦德国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德意志民族充满着一种“争世界最强盛”的意识，他们把制造世界上“最快的汽车”、“最精确度的手表”、“最香醇的酒”等作为各行各业的奋斗目标，最终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可见，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理想动力，只有在这种精神、理想的推动下，才能创造出一流的业绩，培养出一流的人才。

提倡争一流，过程本身比结果更重要。尽和在体充竞技中，每个项目只有一枚金牌，但在争夺金牌的过程中却实现了体育水平“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人类的体质出由此提高。同样，在大学的奥林匹亚山上，争一流、夺“金牌”的过程，不仅在培养未来的科学文化的大师、巨，也将造就出一大批杰出的、优秀的人才，他们将在科学地图的空白地带留下探索的足迹，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卓有建树。而学生在这种环境中所形成的积极进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将使他们终身受益。

培养争一流的意识，我们的同不应当把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华罗庚等这些堪称世界一流的人才作为自己的楷模，在学问和品德上都向一流的水准看齐。爱因斯坦曾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需要德才兼备的一流人才。

已经有一批大学，包括我们学校，都提出了建设这会主义的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不久前，北大校长吴树青先生说；北大虽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但还缺乏堪称世界杰出的人才；虽然有一批国内第一流学者，但世界公认的学术权威和知名学者不多。北大尚作如此反思，我们又该如何？看到自己的不足，决不是妄自菲薄，而是要增加紧迫感。一位法国元帅打算种树时，他的园艺工说这棵树上百年都难成材。“那样的话”，元帅说，“我们没有时间耽误了，我们今天下午就必须开始种树”。

一流意识在华工蔚然成风之日，将是华工建成一流学府之时。愿我们的师生都为此而奋进搏击，“当仁不让，全力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