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突然闯入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匪徒，对着银行就是一顿狂扫乱射。他们一边开枪扫射一边高声喊道：“派对开始了！”然后他们抓了三男一女的店员，并将他们扔到地下室一间黑房子里面，关了六天。奇怪的是，这四个人不但拒绝外面对他们的营救，还认为营救他们的警察是要害他们，而绑匪才是真正保护他们的。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架他们的人对他们的生命安全做出了威胁，让他们相信绑架者随时可以开枪打死他们，但却并没有开枪，所以他们对绑匪就感激不尽了。不但如此，绑匪还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饭吃。于是，对他们来说，这几个绑匪一下子就变成了神一样了。这是因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他们认同了绑架他们的人，甚至绑匪所喜欢的他们就喜欢，绑匪讨厌的他们就讨厌。结果是，当他们最终被营救出来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姑娘说绑架他们的两个人根本就不是坏人，而且这姑娘还与其中的一名绑匪订了婚！还的一位被绑架者干脆在全世界为其中一名绑匪筹款，并建立了一个为绑匪辩护的基金会。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眼，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在精神医学上便产生了一个病名，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精神和行为医学专家认为，要使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须有四个条件：一是让你切实感觉到生命受到了威胁。你感觉到生命必定受到了威胁，至于是不是真的会发生，或者何时会发生却不能确定。你完全相信，施暴者随时会这样做，毫不犹豫。他们是不会犹豫的，一定会这样做的。二是施暴者一定会给你小恩小惠，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当你在最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给你饭吃，让你从绝望中转变成感激。第三是除了施暴者的思想外，任何信息任何思想你都无法接收到，把你和其他的思想与观点完全隔离开来。四是让你感到绝望，完全没是有其他希望，是没有路可逃的，不管你如何努力都是没有用的。在这四个条件之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三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人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人。
世界上的暴君或专制集权政府是这样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
首先，以高压手段对民众实行野蛮的统治，让民众时时感到生命受到威胁，处处生活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中，一切言行都只能在统治者所控制的范围内进行，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有生命的危险。
其次，统治者掠夺并控制了民众的所有生活资料之余，也会给民众一些小恩小惠，让民众得到某些好处，而所有这些好处的给予都是处于恐怖的框架之下的。如果是朋友对你说：“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时，你可能觉得很对，但如果有人拿着一支枪站在你的背后对你说：“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时，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暴虐的统治者就这样让人们处处感到生存就在一念之间。
再次，控制一切信息和舆论，让民众的思想和意识禁锢起来，除了暴虐的统治者给你的外，不让你接收到第二种信息，让你只能相信它们所说的话，不会相信任何其他人对你说的话。长期的“杀鸡儆猴”演示，又令到民众产生了一种“认知分裂症”，不敢或不愿接受任何外来的信息。
最后，就是要让你感到绝望，让你知道无路可逃，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长此以往，人们就慢慢染上了“恐惧创伤后应激综合症”，为求心理上的舒服，只能选择回避。
当某人高歌最大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说，我爱你，绑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