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愚民本质
作者：冉云飞 提交日期：2007-9-30 8:30:00
冉按：我曾经写过一篇《我被逼成藏书家》的文章，对中国在四九年后的图书馆管理制度深致不满。我说我为什么买许多书，就是因为中国大小图书馆和任何官府衙门的性质完全一样，门难进、难脸看，事难办。“藏书家”我当然是不敢当的，只不过是藏书比较多而已，当然为了言说的方便，就来了个“标题党”。为什么藏书较多呢，不是我富有，不是我有藏书的空间，而是因为想看书、想写点东西、想做点研究，图书馆又不方便，因此只有节衣缩食，长期搜罗，好让书们到我家中来为我所用，到目前为止，我出的十几种书与公立国立的图书馆没有关系。这不是我不想去借阅，而是这种管理方式使读者却步不前，这也是官方如此管理的目的。很多人满足于将书聚在自己家中，而不想聚书之成因。聚书当然有是自己爱好使然之因由，但中国的糟糕的图书馆管理制度，让纳税人无从去借阅，也是民间聚书热潮在中国持续不退的一个因素之一。要言之，中国几千年来的民间藏书传统，是建立在专制独裁制度下，官方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国家及公立图书馆对图书的垄断，不允许不方便民众借阅，以便形成知识垄断，从而造就愚民种子。
到过国外那些民主国家的人，都知道国外的图书馆是如何的方便民众，哪怕你是外国人，去查看、阅读是异常的方便。而且图书馆的布局非常立体化，国家图书馆、州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专门图书馆（如某专业资料的典藏）等，应有尽有，遍布各州之城乡，形成相当密集的知识网，让民众随时随地去吮吸知识的甘露。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完成到图书馆去学习的社会教育，从而使教育无时无刻不充溢民众生活中，让他们随时可以学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完善自身的知识储备。国家与公家图书馆（相应的博物馆、包括公园等）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公共资源，是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托管者应该给民众提供的公共产品，任何公民均可以在规定的开馆时间范围内，随时随意地翻阅（除有些文物类书籍之稍有限制外，但中国这很容易成为一个借口），这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求知权利。再看这些国外的图书馆的服务与便利，真正为纳税人、为读者服务的态度，是中国国内的图书馆管理望尘莫及的。
但专制愚民的中国，他们不会把开启民智作为一项把民众纳税钱用在刀刃上的举措，此点在四九年后更是层层加码而有意为之。四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图书馆，完全成为一项官方愚民工具而不是开启民智的工具。一方面销毁的所谓反动黄色武侠书籍之多，是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这方面我有资料显示，将会做一个个案研究）；另一方面完全消灭公家之外的任何图书馆，实则便于书籍借阅流传之控制，从而完成一种思想控制；再者图书馆借阅的分级（这个分级并不公开，但实则一直都有）主要是为一些提供阅读特权，在研究的名义下，实行知识垄断和思想控制（如港台书的借阅，如以前看金瓶梅等）；四是哪些可开架借阅，哪些不可开架（文革时有，现在也有。文革的开放阅读书目我手中有，非常荒唐），先入为主地替民众进行阅读筛选，也是为了愚民之必须。总之，四九年后到目前的图书馆管理，愚民是图书馆的核心，除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以外，图书馆之配备不系统，经费之短缺，不提高服务质量，这些都是官方有意为之的愚民之一部分。中国有许多大学有图书馆系，有许多人研究目录文献及收藏管理之学，当然目前很出色的研究者也不是很多，像袁同礼、赵万里、王献唐、王欣夫、刘国钧、冀淑英等先生这样的专家，目前可能近乎绝迹。而且更为要命的是，没有人研究四九年后图书馆管理制度对于愚民的灾难性后果。中国的图书馆管理的研究出不了一两个针对实际问题有所反应的研究专家，是对不起四九年后官方对图书馆的大规模管制的。
但中国几千年来图书馆管理中，辛亥革命后至四九年前，由于诸种原因，国家没有武力的高度统一，反而成就图书馆管理诸方面于民众来讲的辉煌时期。我读毕李怀宇兄的《访谈历史》（广西师出版社2007年9月版），其中至少有三人特别提到民国、国外的图书馆与国内目前图书馆的不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极权政府是怎样进行知识垄断和思想控制，从而进行愚民的。
下面是李怀宇兄访问何兆武、何满子、陈乐民与资中筠四位与图书馆相关片断，特录如下，以让大家观看中共与国民党在文化管理上的区别、专制制度之中国与民主制度下的外国在文化管理上的不同。
2007年9月30日8：26分于成都
李怀宇：你在美国住的时候，看外文原版书多吧？
何兆武：我去过六次美国，访问了几个大学，开开眼界。我每天到图书馆去转，就好像我们做学生时候一样。我们的图书馆不准人进去的，我在历史所干了三十年，都是六十岁的老人了，都不能进书库，要借什么书，填个条子，管理员进书库给你拿，拿来了没有用，又拿回书库。你每次要借书，只能填三个条子，拿来的书没有用，好了，你这半天就浪费了。你要是去逛书店，半天能看多少书呀。美国的图书馆真是方便，而且真是有意思，我在历史所干了三十年都不能进书库，到了美国，我是外国人，也没有介绍信，什么都没有，可以随便进去，一天没有事的话，可以看一天，能看多少呀。
李怀宇：香港的中央图书馆也是这样，不管你是哪里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看。
何兆武：对呀，就应该是这样。这个要看图书馆的定位是怎么定，如果定位这个图书馆是个藏经楼，尽量不让人进来，是国宝，保护国家财产，尽量不让人看，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这是一个救济的仓库，你们精神饥渴的人都可以来吃、来喝，越多越好。图书馆的作用应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李怀宇：你读大学的时候图书馆也是开放的？
何兆武：开放的，随便进去，你一天能看多少呀。而且设备很好，这边是书架，那边是桌子椅子。只要你有精神，可以从早看到晚。
李怀宇：你还有几年的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读书？
何满子：我大外祖父去世，我就有几年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每天都去。历史、外国文学读得多。我大外祖父家在抗战中败掉了，房子全部让日本人炸光了。
……
李怀宇：出了什么事情？
何满子：我的作者都是左倾人士。正好那时皖南事变，听说黄源死了，我就写一篇《悼黄源》，因为我认识他。国民党就觉得:怎么国民党的报纸上悼念共产党？要逮捕我，有人通知我危险，当时好在换一个地方就完事了，我赶快走了。我姐姐孙晓梅在新四军，我准备到那里去，经过衡阳，打仗，过不去，我就在衡阳定下来了，在《通俗日报》当编辑部主任。这些事情都巧得不得了！我一到衡阳马上丢了钱，五百块钱丢掉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简直要上吊了似的，一出来碰到陕北公学的同学程嘉哲，他是衡阳人，把我留到家里去，由他的哥哥介绍到《通俗日报》。在衡阳时我常常到图书馆，当时长沙大火以后，所有的图书都搬到衡阳的一个中学，正好我碰到一个熟人，几乎天天去。抗战时很多经历是很奇怪的。在衡阳、桂林这两三年里，我专门搞音乐，读书记笔记。在衡阳、桂林、长沙这一带来来往往，混到1944年，我回到成都。我们结婚了。
陈乐民和资中筠都钟爱读书。从他们的回忆中，我发现，早年两人各有一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泡在北海以西文津街那座古色古香的北平图书馆。资中筠感慨：“那时候泡图书馆太方便了，而且管理员态度好得不得了，很在行，你问他什么东西，他一下子就能拿出来。到现在为止，我对图书馆还有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离图书馆太远，去不了，而且进去之后，手续太麻烦了。”
李怀宇：那一年怎么去了清华大学？
资中筠：……那一年暑假，我家在天津，可是我没有回家，住在北京的一个亲戚家，每天跑北平图书馆，那时候北图在文津街，借书特别方便。我中午就买一个烧饼，一整天就在里面读书，一个暑假就在北平图书馆。上午复习要考试的东西，下午就随便看《西厢记》那些东西。那个暑假特别享受！
李怀宇：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有哪些老师？
资中筠：……那时候的先生上课都非常有意思。首先他们不用讲义，开口就讲。我们就拼命记笔记，谁的笔记记得好的话，考试的时候就好一点。老师告诉你一些参考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借来看，但是他的那种讲法就有一种吸引力让你借这些书看。而且到图书馆借书也非常方便，只要老师提到的书，都是有好多本的。我之所以非要上清华不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华的图书馆特棒。我在清华的时候就天天泡图书馆。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还有教世界通史的雷海宗。
……
李怀宇：到美国访问对资老师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资中筠：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那一次还是走马观花。后来再去，我们可以挑地方，想访问哪些地方哪些人，那一次是真正去了解情况。回来以后，人家问我：你最羡慕美国人什么？我说，一个是生存空间，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窄极了，只有一间房子，跟另外一家人住一套。不仅仅是这种生存空间，是觉得他们自由得多吧。还有一个就是图书馆，我特别喜欢图书馆，发现他们的图书馆实在太棒了，你到什么地方，气氛也好，图书馆的管理员也好，整个就不一样。1982年，我就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那儿呆一年，那当然了解得就更加深了。隔了近十年后又去美国访问了一年。
我觉得我的思想是一点一点地解放的。假如当时思想解放到现在这个程度的话，我那一年的收获会更大一点。我现在又觉得那一年有点可惜，在那儿就是一心钻图书馆和档案馆，就没有留出一点时间来，到处去看一看，了解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另外，我当时还是比较守纪律的，那时候他在加拿大，从美国到加拿大是非常方便的，我就不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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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
四川冉云飞 2008-03-18 08:07:33
我去年9月30日曾发表一篇《从图书馆的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引起图书馆学界的探讨与批评。后来我进一步发表一篇长文《民国图书馆：以四川为例》（省载于《创意城市》一刊，全文刊载于敝博），申说我的基本观点：从图书的采购上，党派意识主宰着图书馆，思想上没有图书采购自由，而且在经费又有滥用之可能（因此可能有许多回扣之腐败情形发生）；而从图书的借阅上，则不方便民众之借阅，至今没有实现完全之免费。即令免费，服务态度也大成问题。即令服务相对较好，但借书之分三六九等，亦是公然地对民众阅读的歧视。其三在图书分类上，把马恩列斯毛单列出来，冠于分类之首，是不尊重科学的意识形态至上的做法，是政治对图书分类学的强奸。单就这三点来说，官方花纳税人的钱所建之图书馆，非为开启民智之效，而是利用图书馆进行更多有效的信息控制，从而让民众的判断与选择更符合他们愚民的效果。而在这一点上，至今没有良好之改善。
最近闲翻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看到三篇批判著名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杜定友先生的文章，一为《批判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图书馆学系二年级《中国图书分类法》批判小组），二为《关于我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观点的自我批判》（刘国钧），三为《批判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图书馆学系三年级批判小组）。这些批判及自我批判，今天看来当然是荒唐的了，不过我们依旧可以从中看出这些被指责的好东西，在今天恢复了多少？中国图书馆在许多方面的自由程度，依旧远不及四九年以前。单就图书采购上的思想自由、非党派非官方之自由，至今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从而反过来证明，我去年所写《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愚民本质》所说不诬。因此将他们批评中涉及到图书馆管理之自主自由的部分抄撮出来，让大家看看这其中蕴含着什么玄机。
《批判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一文列出图书分类原则为，一、政治性、思想性原则（“我们的图书分类是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理论为基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站稳工人阶级立场，运用科学的方法搜集、整理图书，定出类目”；二、坚强的战斗性（“各类图书，就是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武器与总结，所以我们的图书分类法应有界限，要敌友分清，要向敌斗争”）；三、科学分类原则（“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分类，就是违反真理”）；四、实际应用原则。“我们认为：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冠于图书分类法之首，其次在分类的每一大类或小类之中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出来列于首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在第一位，它象一个灯塔普照着整个分类法，成为分类法的灵魂和首脑”。这样的观点，不知在今天的分类法上有何改变？
刘国钧《关于我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观点的自我批判》分为三部分：一为“关于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超阶级’的思想”，在此节之下，刘先生当然批评他的超阶级的自由思想，如他自己所说，“图书馆的目的在于使人和书发生关系，要使社会无不读书的人，馆内无不被人读的书”，就在他的自我批判之中。进而他在自我批判中，承认图书馆的阶级性，批评他此前提倡的图书馆是为了一切人。二为“关于图书馆学——作为方法论的图书馆学思想”，主要提到的是技术应为政治服务。中国当今没有像样子的图书馆学思想，恐怕这样的余毒依旧在暗中存在吧。三为“关于图书馆藏书内容——片纸只字都于人有益的思想”，这当然就是剔除于专制制度有碍的自由思想，同时也反应在图书采购上于不同思想的著作，不能自由采购。四为“关于图书馆目录”。五为“关于图书分类法——以庸俗进化论为依据的分类思想”，因为没把马列主义作为灯塔列为分类的首位，当然也要自我批判。
图书馆学系三年级批判小组《批判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因为杜定友先生主张在图书采购上，“要脱离主义的观念，切忌有党派政系之偏见”，于是批判者便说：“图书馆的藏书果真无党派、无主义吗？事实恰恰相反。历代王朝的藏书都是为巩固自己统治服务的；这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的黑暗时代尤为明显。”这话拿到今天可能更为贴切。凡是专制制度必是害怕异己思想的，符合想法者便庋藏而利用之，凡不合己意，揭露其假相者则必斩杀之，既不庋藏，即令有藏，也搞阅读歧视，不准民众随意阅读。这样的图书馆管理，依旧在今日中国大陆盛行，从这样的图书馆管理，难道看不出官方的愚民本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