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对西方对华表现极为失望，东臧问题上还是保留意见，《凤凰周刊》上臧读势力大本营揭秘还没看，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转一篇文章，其实还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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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arocs (想做土豆的薯条), 信区: NewExpress
标 题: 翻译：纽约时报最新社评：中国忠诚的年轻一代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Apr 15 16:55:01 2008), 站内
很多西方人仍然抱着一种同情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一群死忠派支持政府施行的苛政，却逐渐失去了对受过教育、渴望民主的新生一代的掌控力，一如已然消逝远去的前苏联。这种观点或许令人愉快（注：美帝本质昭然若揭），但却是幼稚的。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年轻中国人不会为他们政府的人权纪录感到丝毫窘迫或者不安，相反他们却是你所能见的最为热爱自己国家、支持政府的一群人。
正如我们在这里明显看到的，绝大多数中国年轻人坚定地支持政府镇压东臧义。一位拥有欧洲某大学学历的中国朋友这样形容这场冲突：“这是一个商品经济世界和古老的土著社会的碰撞”。她甚至赞扬中国政府在对待东臧问题上优于当年美洲定居者对待印第安人。
在中国，极少有人会考虑东臧本身的诉求。“年轻中国人对东臧同情心”，一位北京的人权律师如是说。藤先生--一位为逮捕的藏族僧侣辩护的汉族律师这些天颇感孤独。他说，20岁左右的中国人普遍相信，达来喇叭分裂中国。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通常是最易沟通文化差异的群体，因此了解他们的想法是极为重要。在中国，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年轻人几乎毫无例外地为国家在过去三十年内取得的经济成就感到由衷的骄傲。这种骄傲和爱国情绪通常表现在毫无保留地支持自己的政府，特别是在东臧上。
对此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根植于中国的教育系统，准确来说，这就是一个灌输体制。教科书着重渲染了中国自19世纪以来在外国强权下所受的屈辱，好像这些事就发生在昨天，但却草草略过6、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好像这是远古的历史。学生们对于毛主席的暴政学到的是一个粗略的计算：“七分功劳，三分过错”，仅此而已。1950年代东臧义以及其后镇压它的入侵都被描绘成归咎于达来喇叭个东臧神领袖还有一个相当轻蔑的称号：“达来喇叭小撮分子”。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中国年轻人所缺乏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可以使他们的想法有别于政府观点。城市里的年轻人所要关心的只是努力学习。义工、运动、教会活动、辩论、音乐以及其他课余项目对于进入大学没有任何帮助，所以很少有人参与。此外由于政府对于教育的控制，很少有非国有机构能够涉足这一领域。甚至在美国被视为对于体验真实生活至关重要的暑期工作在中国也十分罕见。
现在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是十分乐观的一个群体。他们何以不乐观呢？经济从他们记事起就以两位数增长。会说英语使他们通常获得更好的职位，他们的父母拥有房产，他们也即将拥有属于自己的。手机、iPOD、休假--统统没问题。华盛顿的一家研究中心称2005年的中国人是“世界乐观主义的领袖”。
至于政治压迫，很少有年轻人体验过。他们多数人太过年轻，根本不记得1989年的地暗门屠杀（注：原文如此），可能也从未有人向他们提起过这个故事。中国已经不是很像一个极权国家了，年轻人所能读到的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通常都是穷人，他们有的出让自己的家园于与政府相关的开发活动，却不能从中得到应有的补偿；有的则在国有工厂的污染下在自己的土地上颗粒无收。
因此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现行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数千年来未有的和平与繁荣。他们无法想象为何东臧对自己的美好未来起义反抗。似乎被剥夺家园丝毫不是一个值得考量的因素。
当然，年轻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会随着时间逐渐消减。当大学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并且体会到国家的腐败和低效，他们会变得更具批判性。在中国普遍承认这样一个哲理：40岁以后的人更愿意挑战政府，最近的东臧证实了这一点：上月29名学者联名向政府请愿，督促其在打击中保持克制，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低于30岁。
在中国的教育和经济体制没有重大变革之前，西方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很难在大多数中国人中争取到对于关键问题的同盟，如东臧尔富尔（苏丹问题）以及环境等等。如果对于东臧的争议导致今夏在北京举行的竞技盛事（指敖运会）沦为人权游戏--这似乎已是不避免的--那些期望看到中国人出离愤怒于政府的西方人很有可能相反地看到他们自己成为愤怒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