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快到了。何老师每天花很多时间教我们排练节目，有时干脆停下课来练。
何老师说好好练，争取获奖，为这么大个学校争光。
二十多岁的何老师梳两个短辫子，扎着红毛线，很好看。
我们每天都唱呀跳的，不知道疲倦。何老师也和我们排在一起，跳呀唱的,很快乐。
那时人人都穷，服装也没有办法统一，何老师要求我们穿最好看的衣服。父亲就买了几尺当时还很奢侈的棉绸给我做了件短袖衫：绿色的，开着白色、红色的小花朵。我于是有了最漂亮的衣服。何老师说，我的新衣服真好看，也正适合了我在第一横排中间的位置。
儿童节那天，演节目的8个人由何老师带着，早早地到了乡中心小学，看着那么多的人，我有些害怕。何老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红色化装油彩在我们脸上抹来抹去。还给我们头上扎了红纸做的蝴蝶结。我也不知道自己美不美。忘记了找块镜子来瞧瞧。大家只知道你看着我憨笑，我看着你傻笑。
我们坐在圈定的位置上，看其他人表演，何老师叮嘱我们不要乱跑，不然会跑丢，节目到了人不齐，就不能获奖了。她自己却一会跑台上和别人交代，一会来台下和我们交代要从哪里上台，不要害怕等等。她说了很多，现在，我一句也不记得了，只记得要乖乖地坐在那里，不要四处跑，等着表演,要演好。
当何老师召集我们去台下按演出排队时，我的心一下子被吊到了天上。
何老师把我们推到台口站着。台下的人黑压压一片，似乎都睁大了眼看着我。我的脸开始烧起来。何老师小声着急地让我们站到台中央去。我们就你看我，我看你地到了台中央。
风琴响起来。可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风琴，自然不知道什么是合拍，虽然觉得调子像我们演出的音乐,但何老师没有讲过什么时候开始,就仍然呆站着不动：排练时，总是有何老师在指挥着我们的一切行动。
何老师就站在我们的眼皮下，我们都惊恐地望着她：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台下有人哄笑起来。何老师也开始手足无措。有老师在她耳边说了什么，于是她在台下开始给我们起音：“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
我们开始自己一边唱一边比画。8个人唱歌的声音如小蚊子在哼哼，低低的，满含着恐慌。我像飘在云中，手忙脚乱,做了上个动作不知道下个动作。
有没有向观众致谢？记得何老师教我们演出完毕要敬礼致谢，但实际上是:有的在敬礼，有的已忙着往台下跑。
我们去到何老师身边,她脸色很严肃，没有说演得怎么样。我们怯怯地跟着她回到座位上，不敢说一句话。何老师也坐着，头埋得很低，用双手捧着脸：不一会,有泪水渗出手指。
我们知道不能获奖了，不能给学校争光了，但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让何老师不哭。只好一会看台上的表演，一会看她用手帕不断地擦眼睛。我也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没有表演好,才让何老师这样悲伤。
庆祝活动结束前，我们每个人上有了大会发给我们的几颗硬糖。我们捏得糖发软,手粘乎乎的,也不敢当着何老师的面吃糖。
“六.一”就这样过去了。
那年我读小学二年级，在老家的村小读书，第一次上台表演。村小老师说，因为我们的节目没有获奖，何老师挨了校长的训,也没有被评为大队的“劳动模范”。
那年秋季，父亲把我转到了乡中心小学，与何老师就不大见面了。
何老师的消息也只偶尔听说，知道因为何老师是代课老师，没几年就回家务农了。
及至离开老家外出读书，竟完全没有了她的消息。
后来演了很多次节目，也编排了不少的节目。每次自己上台演出或者在台下看节目，特别是每年“六.一”来临，都会想起扎着红毛线的何老师，记着她教的第一次舞蹈，记着她痛苦的眼泪。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我的何老师怎么样了。愿她一切都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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